1976年9月9日，教员逝世，至今已有50年。 如今再回头看教员的一生，他在青年时代立下的志、革命年代形成的生死观、以及晚年对青年学生的嘱托，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—— 一个人的生命终究有限，那么没有完成的事业，应该交给谁？ 他知道自己不能万寿无疆，便希望后继有人，革命事业能够万古长青。 1 年轻时候，教员便开始思考立志的问题。 1915年1月，日本向北洋政府提交“二十一条草案”，要求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、承认日本在南满和东蒙有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特权、聘用日本人做政治军事经济顾问等等。 毫无疑问，这是一份旨在把中国变为日本殖民地的草案，但袁世凯为了得到日本的支持而改制称帝，便同意了草案中的大部分条款。 听闻此事，正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教员，随即在学校师生编印的《明耻篇》封面上，写下四句话—— “五月七日，民国奇耻。何以报仇？在我学子。” 国家受到欺凌的时候，教员没有寄希望于天降猛人，也没有相信后人的智慧，他相信靠自己、靠中国青年学生的力量，足以担负起救亡图存的重任。 “在我学子”四字，恐怕就是教员最早的天下之志。 但，仅仅立志是不够的，到底如何才能救亡图存，那时的教员并不知道答案。 直到1917年，他才稍微窥探到门径。 那年，教员给老师黎锦熙写了一封长信，认真讨论了中国的问题和自己的求学方向，其中有两句话是这样说的： “十年未得真理，即十年无志。终身未得，即终身无志。” “欲动天下者，当动天下之心。” 前一句是教员的思考链路，即人生在世，必须建立起完整的世界观，只有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是现在的样子，才能提炼出改造世界的方法，并决定自己的一生往哪个方向前进。 后一句，则是教员在苦读苦思之后，对前一个宏大命题得出的结论，准备以改造思想为切入点，彻底改变这个世界。 正因为教员确定了人生的方向，两年以后，他才能在《湘江评论》里写下那段振聋发聩的话： 天下者，我们的天下。 国家者，我们的国家。 社会者，我们的社会。 我们不说，谁说？ 我们不干，谁干？ 这是他向中国青年学生发出的第一声号召，这是他“动天下之心”的第一把利刃。 可以说，从“在我学子”到“动天下之心”再到“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 ”，教员的思想逐渐成熟，人生的道路也一步步的清晰起来。 他先把天下装进心里，再把自己融入天下。 从此以后，中国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和他有关，人民的每一份苦难都和他有关，国家和民族向何处去也和他有关。 所谓的立志改变人生，大抵如此。 2 立志可以告诉教员“一生要为什么而活”，但当这个问题有了答案以后，那么他就迟早要回答另一个问题： “一个人应该怎样面对死亡？” 对于教员来说，这不是书本里的哲学命题，而是现实的处境。 自从投身革命，教员身边的人便不断离去，杨开慧、毛泽建、毛泽覃、毛泽民、毛楚雄、战友、朋友、同志。每一次分离，他都要直面一次死亡。 随着分离的次数越来越多，教员对死亡的感受也越来越深。 因为感受太深，他便不得不思考，人的生命到底应该用什么来衡量，人又应该怎样面对死亡。 1944年，教员对这个问题有了答案。 那年，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，在挖窑烧炭时遭遇坍塌事故，不幸牺牲。教员专门给他举办了追悼会，不仅写下“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”的挽联，还 做了“为人民服务”的演讲。 正是这次演讲，教员阐述了他的生死观—— “人总是要死的，但死的意义有不同。为人民利益而死，就比泰山还重。替法西斯卖力，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，就比鸿毛还轻。” “要奋斗就会有牺牲，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。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，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，我们为人民而死，就是死得其所。” 活，要为人民利益而活。 死，要为人民利益而死。 如果只是为自己而活，那么等到生命结束的时候，这个人的一切便随之而去。可如果把自己的生命融入漫长且宏大的革命事业，个体的死亡便不是生命的终结，而是另一种生命的开始。 这，就是教员在生死考验中提炼出来的生死观。 努力活着，但无惧死亡。 五年以后，教员的生死观再度升华。 1949年9月30日，即新中国成立的前一天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，修建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。 随后，教员宣读了自己起草的碑文： “三年以来，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。三十年以来，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。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，从那时起，为了反对内外敌人、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，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。” 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，目的是纪念死者、鼓舞生者。 因此，碑文的三段话并没有回避死亡，它回顾了历史，回答了死者到底为什么而死，同时告诉世人，不能停下脚步，要沿着死者开辟的道路，继续向前。 从青年立志动天下人心到革命事业的生死，就此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闭环。 3 既然教员的生死观已经上升到革命事业